「财经纵横」林毅夫:主流经济学的九个主要问

admin 2019-01-09 09:32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各项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这是现代化的生产过程,是工业以后出现的带来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快速提升的结构不断变迁的结果,体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摘 要: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其核心思想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企业的自生能力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药方,其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当政府发挥有为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引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中,会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许多新的见解。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够在反思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涌现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波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发展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问题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过,在此,我主要介绍四个方面的内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见解和未来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应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而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子学科。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够在反思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涌现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波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发展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

  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以及增长带来的影响。总的来说,现代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升基础上的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不断创新,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并且会促使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出现,这些新产业和新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要素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促使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纵观一个社会产业变迁,不管是从传统农业向工业迈进,还是从工业跃迁到高技术、高资本产业,都是伴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收入不断提升的过程。另一种是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不断调整和完善。一方面,现代化的生产需要有电力、自来水、排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保证,同时,随着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提升,规模经济不断加大,生产量越来越多,局部市场容易饱和,要进入更大范围的市场,则需要完善相应的交通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投资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需要有金融体系来动员资本和分散风险,并且,随着现代化生产和交易范围扩大,交易双方的关系也由熟人社会扩大到陌生人社会,需要调整和完善法律体系。有了这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得以顺利进行。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各项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这是现代化的生产过程,是工业以后出现的带来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快速提升的结构不断变迁的结果,体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也就是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如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化过程和影响的决定因素。依照惯例,应当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为了区别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结构主义”,故取名“新结构经济学”。类似的例子如20世纪60年代,诺斯(DouglassC.North)在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时,将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为了区别于美国20世纪初的制度学派。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2012)。

  要素禀赋结构对经济发展为什么重要呢?要素禀赋结构具有两个重要特性:一方面,尽管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其随着时间是可以变化的;另一方面,在某一时间点,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经济体在该时点的总预算(比如,有多少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可以用)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程度)。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可选择技术和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如果选择的技术和产业与要素禀赋的结构特性相适应,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较低,就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如果正好同时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费用也会最低,经济体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竞争力,因而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就是该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和解释经济现象时,最终还是落脚到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这两种效应上,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同时决定了这个经济体的总预算和要素相对价格(林毅夫,2017: 4-16)。遗憾的是,除了国际贸易理论中谈到要素禀赋结构,一般的经济分析通常忽略了要素禀赋和其结构的重要性。

  在此我定义了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概念。其定义是:一个处于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润水平的能力(Lin,2009a)。企业的自生能力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自生能力决定于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是否跟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此,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从而形成最强的竞争力,企业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就能生存。

  19世纪末,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构建新古典理论体系时做了很多暗含的假设,比如充分信息、对称信息、无交易费用等。其实在马歇尔的语境中,假设了所有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在当前主流的经济理论分析中,一般认为只要在经济中存在的企业就天然拥有自生能力,但现实则并非如此(林毅夫,2002b: 15-24)。如果企业所在的产业不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太高,在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就不能够获得其可以接受的利润,因而没有自生能力。所以说,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

  利用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可增加我们对许多发展中转型中现象的理解。例如,我国经济学界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时,往往忽视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产业通常资本非常密集,超过我国发展阶段下的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只能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这种情形下,到底是企业为国有时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少,还是民营时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少?这个问题曾引起不小的争论。20世纪十年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差是产权问题。我认为,在符合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企业经营绩效差可能和产权因素有关。但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不能把企业经营绩效差都归于产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在20世纪90年代做了一条理论推论:如果这些企业因为国防安全或社会稳定的因素不能破产,国有时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会少于民营时,给出上述推断的逻辑是什么?因为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向政府索要保护补贴后,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政府官员,存在法律和制度约束,不能明目张胆侵吞保护补贴。私有化后,由于民营企业属于私人所有,因而可以将保护补贴据为己有。在政府无法推脱责任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向政府索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企业得到的保护补贴也会更多(Lin &; Li,2008:90-102)。当时只是我的理论推论,现在有大量经验事实可以证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国家给的保护补贴比私有化前还更多(Lin,2015:96-113)。

  新结构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关联?我们知道,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即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内生于经济基础,且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以及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水平由什么因素决定?其实,是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所决定。如果是传统农业或轻工业,那么对应的生产力水平就低,而如果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对应的生产力水平就高。进一步地,如果社会处于传统农业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低,农场和工厂的工人工资水平就低,工人距离生存线很近,地主和资本家则相对富有,远离生存线的地主、资本家的谈判能力就很强,从而决定了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生产关系。如果社会进入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距离生存线较远,此时工人的议价能力相对提高,而资本家的议价能力则会相对降低,生产关系也会随之变化。并且,如前所述,随着经济发展,产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制造业转型,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也要相应的完善,否则就会制约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的转型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实际上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表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遗憾的是,除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外,现在主流经济学通常没有考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创立之始,有两个核心观点:1.制度内生;2.制度是有影响的。但目前在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像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等学者只认为制度有影响而忽视了制度是内生的。而且这些学者在谈制度有影响时,基本都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发展阶段和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林毅夫,2017: 6-10)。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中,认为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对应的产业和技术也不同,从而导致经济基础不同。而社会所需要的上层建筑也会随着产业的发展而变化。也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随时间不断变化的。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切入点,研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哪些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这为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经济发展意味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产业和技术不断升级。而产业和技术不断升级的前提条件是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提升,即资本积累越来越多。资本是什么?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剩余,积累下来就形成资本。因此,如果要快速提高资本积累,最好的办法是经济体在每个时点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发展产业,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具有自生能力;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形成的竞争力最强,生产的剩余会最大,资本回报会最高,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会最强,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和收入增长也会最快(林毅夫,2002a: 269-300)。在此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按照每个时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发展产业,这是经济学家的概念,如何变成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呢?

  我们知道,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并基于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进入哪种产业、采用何种技术。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是,价格体系能反映经济体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必须有充分竞争的市场(Lin,2009a; Lin &; Chang,2009: 483-502)。在该市场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要能够反映在每一时点上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也就是要有“有效的市场”。

  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经济发展过程并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而是产业、技术和各种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结构变迁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先行者,这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如果没有对先行者外部性进行补偿,理性的企业家可能就不会去探索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Lin,2009a; Lin &; Monga,2011: 259-310)。此外,不同的产业和技术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全一样。不匹配的软硬基础设施会导致交易成本增高,即使生产成本低也可能导致总成本高,从而导致企业没有竞争力。因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还必须解决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般企业无法解决,需要政府协调企业家或政府自己来提供。总的来说,为了处理先行者的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必须要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牵头的《增长委员会报告》。这个委员会组织了二三十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有理论基础并且有很多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研究二战以后13个实现了25年或更长时间每年平均达到7%或更高的增长率的成功的经济体。发现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具有五个共性: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积极有为的政府(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然而,增长委员会认为这五个特征只是这些经济体成功的药材(ingredient),并不是药方。我们知道,只有药材而没有药方,补药也可能变成毒药。那么是否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药方呢?

  实际上,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比较优势就是快速发展的药方。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则是:经济对外,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多生产并出口,没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则进口;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企业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由国内因素产生的危机会少,同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会较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就强,宏观经济就会比较稳定;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再加上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成本会最低,生产的剩余会最大,资本回报会最高,进而有最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增长委员会总结的成功经济体五个典型的事实反映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经济快速发展药方的前提和结果。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也可以说明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后大部分指导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即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赶超发达国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培育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文化、市场缺陷等结构性因素制约,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大产业中。因此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推行所谓进口替代战略,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然而,由于这些产业相对于本国的发展水平而言太过超前,与本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自由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支持来完成初期投资和持续运转(Lin,2009a)。而政府干预又会造成各种扭曲、资源低效配置、寻租、行为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结果导致糟糕的经济绩效。

  到了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新自由主义。他们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归咎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扭曲。因此他们建议政府以“休克疗法”立刻消除所有的市场干预和扭曲,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Williamson,1990)。同样地,新结构经济学也能解释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因为华盛顿共识忽视了以下重要事实: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之前,经济中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当初是由于保护这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而内生了那些扭曲(Lin,2015:96-113)。取消那些扭曲将使那些企业破产、经济崩溃。并且,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或为了维持那些“先进”产业,采取了更为隐蔽、低效的保护方式(Lin &; Tan,1999: 426-431)。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私有化以后,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会更多,从而造成低效率和经济绩效的恶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共识“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反对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帮助某些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这套政策要求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认为政府应该退出,一切依靠市场,等到市场建立起来后,产业就能自发地发展。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华盛顿共识推行以后,除了中国、越南、柬埔寨,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即原来的产业垮台了,但新的产业却迟迟未出现,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从华盛顿共识推行后的经济绩效看,这些实行了休克疗法的国家普遍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增长低于改革前的20年,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更高(Easterly,2001: 135-157)。

  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主流学界认为必须一次性地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用“休克疗法”一次到位地建立起来。当时认为中国转型采用这种的双轨渐进改革是最糟的方式(Murphy et.al, 1992:1003-1026; Sachs et.al, 2000:435-491)。反观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如中国、越南、柬埔寨、波兰、文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都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转型,而是按照渐进双轨的转型途径:政府为旧的优先发展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的保护,等到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有自生能力,或这些产业变得小而不重要后,才消除市场扭曲。取消准入限制,并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帮助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原先受限制的产业。此外政府积极完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从而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当资本积累以后,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慢慢就变得具有比较优势,企业也有了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把保护补贴慢慢取消。这就是渐进双轨制能够成功的原因。从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看来,渐进双轨制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糕的经济转型方式。但从目前的经济体转型绩效看来,渐进双轨制被实践证明是经济转型最好的方法。根据实证结果对经济理论进行反思,这是经济学界的责任。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但大多数产业政策都失败了。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原因在于这些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了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支持过度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为了就业或者选举需要而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这些企业在自由市场竞争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给予保护补贴和扶持政策以支撑其初始投资或保证企业的日常经营。但这些保护政策会产生各种干预和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助长了寻租行为和低效率的行为发生。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若想要成功,政府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不同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全一样。而且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都是有限的,需要战略性地来使用。政府的作用是以有限的资源来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以解决的外部性或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选取那些符合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是指在经济体中某个产业是符合该时点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要素成本优势,但由于缺乏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在本国或国际市场上竞争。政府一旦完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解决企业间协调和外部性等瓶颈限制,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则这些企业具有竞争力,整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真正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成为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产业。另一方面,一个现有产业若是因为禀赋结构变化而失掉了比较优势,政府应该帮助这个产业中的企业转型、转移或退出。

  政府怎样选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很多反对产业政策的人认为政府没有办法选对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产业的技术与国际先进产业的技术前沿的差距将发展中国家现有的产业分成五大类:(1)追赶型产业;(2)国际领先型产业;(3)转进型产业;(4)弯道超车型产业;(5)战略型产业。不同的产业类别在转型升级中需要政府提供的“协调”以消除瓶颈限制的内涵可能有所不同,政府需要对上述每一大类产业做相应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

  追赶型产业政策若想取得成功,需要选取那些符合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应该如何选出符合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做相应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呢?具体而言,分为如下六步:第一步,寻找那些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比本国约高100%~300%的国家,或者20-30年前人均收入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选出在过去20年里增长迅速、可贸易、表现良好的成熟产业的产品,或者是来自于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的进口产品。这样能够避免政府犯错或被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绑架。第二步,考察是否有本国的私人企业已经在这些产业中(已存在或处于萌芽状态)。找出限制其提高竞争力的因素和新企业进入的门槛,并采取措施解决。第三步,对于那些没有本国企业或出口企业很少的产业,可以从第一步中选取的国家里寻求外商投资,或者启动新企业孵化项目。第四步,由于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可生产一些国内外市场有需求的产品,以及新技术的涌现而出现的新机会,除开那些第一步所选取的产业之外,政府还需要注意私人企业的自主发现,并为在新产业里成功的创新企业扩大规模和新企业进入提供支持。第五步,在那些基础设施差、商业环境恶劣的国家,可设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以此打破企业进入的壁垒,吸引外商投资,鼓励产业集群。第六步,政府可以采取各项措施补偿上述先行企业的外部性。例如,限定时期内的税收优待政策,提供直接用于投资,提供外汇交易机会等。

  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的金矿,我希望能和经济学者们一起继续研究和探索。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界的理论。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根据王阳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希望能够推动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推动“知成一体”的新学风。

  [3] 林毅夫、孙希芳、姜 烨(2009).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 8.

  [4] 林毅夫、苏 剑(2012).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和政策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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